像我這樣六年級的人

重讀了劉克襄老師『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也恰好讀了楊志良教授的『分配正義救台灣』， 衍生了一些思緒，匯整成以下的文章，文章的批判不是針對所有三四年級世代的人，本來每個族群中就會有好有壞，有良有善。 — 蔡銘晃

劉老師在他的文章中檢討與反省了許多同齡對台灣的不利影響，我想把它擴大解釋成三年級與四年級這一個世代的人。不可否認的目前三四年級生是台灣在政治，經濟，產業，學術.....的主角（例如政府高官，政黨明星，產業負責人，大學校長......），因此他們主導了台灣各領域未來發展的藍圖，當然也常聽到這群主角抱怨台灣的政府，教育，法治......，更抱怨草莓族與年輕人不努力等等，但弔詭的是這群主角明明是目前社會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但卻只能抱怨，他們對改變台灣的具體建議與執行方法在哪裡卻往往見不到，當然更做不到。就像劉老師說的，他們發跡於台灣高度成長的時期，掌握了台灣甚至全球的遍地機會，以相較現今簡單的方式『成功』，因此他們認為的成功就是這一套方法（例如一只皮箱走天下），所以台灣這二十年便想以這套自我膨脹式的成功做法打贏全世界，這也部分呼應了劉老師說的短視。但更嚴格談論三四年級世代的影響，應該加上楊教授說的貪婪（楊教授書上的評論貪婪的主角是食安問題）。習於短視，自我膨脹與貪婪造就了台灣的殘酷現況，這是六年級晚輩從三四年級世代身上學到的精隨，但也是對其最嚴厲的批判。
像我這樣的六年級生，受教育的年代便是台灣最黃金的時代（民國70年時小一，民國90年碩二），那時的社會是台灣錢淹腳目～而初出社會時在產業底層打拼，運氣好的可以喝到一些科技新貴時代的『湯汁』，運氣差的至少還可以自給自足與供養二代人。我們這一代不算苦也不算甜，沒經歷三四年級生的貧苦農村生活，青壯時也享受到不少科技產業帶來的利益與進步，但是很遺憾的是我們這一代現在大都仍在汲汲營營於自身的生活，因為都『剛剛好』。所謂『剛剛好』，就經濟上，不像七八年級如此競爭而困頓，也不像三四年級可以坐享其果，而政治上，我們這個世代看著民進黨的崛起與族群問題淡化，政治色彩已不再偏頗，但對政治的熱衷也因而若有似無。而且因為六年級生剛好要承受的為人父母的教育責任，家庭負擔更讓人無暇他務。不能說一切順心，但似乎真的都剛剛好過得去，六年級生的社會壓力不算太大，所以六年級生不需要像七八年級生般的急於改革，也不用像三四年級生的掌權者不知如何改變這個困局。想當然爾，個人從同儕中也感受不到太多社會關懷與對國家與全球事務的關心，有的也是隨著媒體起舞的話題罷了。
我們這樣的六年級生目前雖然安穩，但我們其實深受台灣教育僵化與錯誤價值理念的影響。如前所述，我們受教育時，三四年級生以他們辛苦掙來的資源冠在我們身上，期許我們用他們成功的路走下去，但卻忘了教育我們思考與應變能力。而當台灣更富足時，示範給我們的是以錢賺更多錢，卻忘了教育我們資源共享與社會關懷。甚至當三四年級權力在握時，讓我們看到的是奪權與分贓（很猶豫用分贓這個字眼），卻很少看到漂亮的退場（例如很少聽到某校大老提早退休從事公益）。想當然的，更少有三四年級生會跟我們分享人生的信仰，道德觀與價值觀，除非你有親近『良善』的宗教團體。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實台灣現在是近憂，遠也憂。當三四年級生將棒子傳下來時，我們六年級要怎麼做，應該都是六年級同儕要思考的問題，不可能馬上有答案，但我會期許自己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找出這個產業所需要的答案，也期許各領域的專才一起努力。如果我們這一代不再思辨台灣的未來，也許等我們要接棒子的時候，便會需要請海峽對岸的同儕菁英來接會比較合適。